历史的分娩——长篇报告文学《信合恋歌》连载之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地满目春风。

这一历史时期，农业农村经济的振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一个“土地下户”叫万千田野生机一片，靠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村信用社迎来亮丽的曙光，也在静静的等待中，摇动划过初春冰封的那一把橹。

1996年，注定在农村信用社发展历史上被铭记。这是迄今69年信合史上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改革，一道走向独立发展的分水岭。

这年的初秋，时间定格在8月22日，《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下发。

“农行不再领导管理农村信用社，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改由县联社负责。”

“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由人行直接承担。”

“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

1997年12月27日，行社正式“脱钩”。

从此，农村信用社走上县联合社、基层信用社两级法人并存的时代。

这期间的1999年，遵义市拟建市级统一法人联社——遵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但后来因国家改革政策调整而搁置。

行社“脱钩”后，随着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商业化经营战略，收缩农村机构，实施信贷退出，撤销效益差的基层机构，支农贷款量少，农民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十分有限。一些地方出现金融服务“真空”，农民办理金融业务要走五六个小时，多数信贷业务要跑三五个来回。

服务“三农”的历史重任，义无反顾地落在农信人的身上。

这，给农村信用社改造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提振了信心和勇气。

这，给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腾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

这，给农村信用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但是，要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非那么平坦。

当时的农村信用社，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独立生存的发展空间，资产规模不大，资产质量不高，亏损信用社举不胜数，高风险社比比皆是，历史包袱积压过重。经历了岁月的“流浪”漂泊，就像一个长期缺“奶”的孩子，营养不良，个儿不高，要想一下子登高一跳，身体还很虚弱。

然而，春天毕竟来了。

“这段时期，农村信用社脱离了农行，有了自主经营的空间，经营状况慢慢好起来，经营收入渐渐的有了盈余。”凤冈农商银行行长杨文波回忆往事。

1998年，行社“脱钩”的第三年，杨文波进入绥阳县大路槽乡信用社，经历过当时的发展状况。“坐着三轮车，或搭那些赶遛遛场的老乌鸦车下乡，跋山涉水，打交道的是农民，沿袭的还是过去的做法，只不过环境条件要稍稍好一点。”杨文波深有体会。

“但是，历史遗留下的包袱还没有消化，农村信用社还是负债前行。”

“人员少，业务素质低，管理不规范，没有什么存贷款目标规划，存在着哪里黑哪里歇的迷茫和盲目性，资金匮乏，人才匮乏，诸如此类的现象还相当突出。”

那时，他每个月领180元的工资，比政府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要好一点。

“到乡里到村里对接工作，没有发言的席位，人家也只给三分钟的时间打发。”杨文波说，那时的农村信用社，还不像一家真正意义的银行，社会地位不高，同行根本瞧不起，好在农民欢迎。

同样的感受，在中年信合人曾宪台的记忆深处，烙下那段忘不掉的往事。

“我当时在桐梓县的花秋信用社，那时候条件差，每到冬天，烤火都成困难，一到晚上，冷得打抖，脚上经常起冻疮，只得用萝卜烫。”曾宪台说，因为单位每个月只付40元钱的水电费，实际用下来要花100多元钱，当时每个月的工资250元，只要稍微不冷点，就把电源开关给关了。

曾宪台记得，当时的花秋信用社存款40万元，贷款90万元，那些年年年亏损，只得向农行借钱。曾经想离开放弃过，看不到希望，不知路在何方，没有信心。

父亲也是信用社的，就教导他：“不行，农村信用社虽然是集体，服务好了农民，吃饭不成问题。”

“真诚真心对待老百姓，不要嫌贫爱富，你敬他一寸，他敬你一尺。”

一路走来，曾宪台一家三代，感恩信合，感恩每个时代。

农村信用社创业之后的40年间，没有自己的上级管理机构，业务发展由人行或农行代管，在生存和发展中一路坡坡坎坎。

《遵义市金融志》这样写道：到1996年从农行脱钩时，遵义地区包括信用联社、信用社、信用分社、储蓄所在内的522家法人机构，各项存款11亿元，各项贷款不到7亿元，66家信用社资不抵债，高风险信用社达93家，不良贷款占比达46.2%。

“上无爹无娘，下儿孙满堂。”

“一间房，两张床，营业场所加伙食房。”

这是那些年农村信用社的形象写照。

甚至到了2003年统一县级法人治理改革前夕，遵义农信的发展还站在“草地雪山”上。

打点往事，漫漫信合长途，那些渐行渐远的挎包，穿行于风雨中的背影，渐渐模糊了多少信合人的视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