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寞深处教人愁——从沈从文看贵州作家寿生之文学遗憾

一、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新星

1934年新年伊始，北大课堂上的“偷听生”群体里突然多了一位25岁的年轻人，这位名不经传的年轻人名叫申尚贤，其家乡位于当时绝大多数北平人印象中几乎是个空白的小地方——遥远、偏僻、闭塞和贫穷落后的贵州省务川县。

申尚贤自幼在务川老家上私塾时就苦读诗书，古文功底十分扎实，16岁起在贵州省城贵阳念了几年初中，于1929年（20岁时）到北平，1930年考入汇文中学就读高中，寄居在号称“中国拉丁区”（“拉丁区”原为法国巴黎的文化大学城区，曾聚居过许多著名的文艺家，因13世纪法国大学用拉丁语教学而得名）的北平沙滩东老胡同6号，广泛接触了中外文学作品，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思潮影响，在写作方面表现出较好的天赋。高中毕业后，曾两次报考北大，尽管国文成绩相当好，但都因数学成绩太差而不中，1933年底，这位对文学痴迷执著的年轻人决定从事文学创作事业，并在北大一位好心的国文教授的暗示下成为一名北大的“偷听生”。

很快，这位“偷听生”就以笔名“寿生”在文艺界和思想界崭露头角，他从1934年1月21日在《独立评论》发表第一篇时论《试论专制问题》开始，先后在《独立评论》《国闻周报》《歌谣周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出色的时论、小说及民间歌谣作品，据说在《大公报》也曾有文章刊发过。其中，创办于1932年的《独立评论》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地位很高、影响较大，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几乎都出现“一举而成名”现象。从1934年到1936年短短3年间，寿生先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这是一个较为罕见的现象。尤为罕见的是《独立评论》创办历史上通常只刊发政论文章，唯一破例刊发过的文学作品便仅有寿生一人的小说作品。《独立评论》的主编——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对这位年轻人十分赏识，经常为他的作品专门写编辑后记，并将他的人与作品向文化界的好友们推荐。在1934年至1936年的3年间，寿生短暂地出现在中国文坛上，这期间他创作的小说作品与湖南作家沈从文、黎锦明，四川作家沙汀、周文等人同时期的一些作品具有相近或相当的水平。

令人不解的是，寿生的文学生涯虽然刚刚起步就已取得出色成绩，且其创作黄金时期还远远没有来临，原本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应有更大文学成就的他，从1937年起却忽然间从中国文坛上消失，在这以后的各类文学刊物上既看不到他的作品，也见不到他的名字，甚至最后竟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差一点没有留下应有的印记，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而与寿生同时代的湖南作家沈从文，从其上世纪20年代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遥夜——五》（散文）开始，到建国之初，在生命力最旺盛阶段的30多年间一直不断地进行着高产创作，在各类重要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优秀的（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成为名盛一时的“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整个中国文坛的公认，甚至在他经历了“文革”的沉默、晚年的改行、最后离开人世后，仍然不断赢得了越来越大的认可和声誉，成为中国现代作家中作品数量最多、作品流传范围最广、名气最大、屈指可数的几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大文豪之一。如果仅仅从后来的成果与结局来看，寿生与沈从文的文学成就的悬殊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岁月的河流悄悄逝去，沈从文与寿生这两位作家都已离开人世十多年，他们的青年时代距今已逾大半个世纪。近年来，贵州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寿生研究”的热潮，有不少研讨文章相继问世，讨论最多的焦点之一就是寿生为什么从现代中国文坛上消失这个问题，并有很多种观点与说法，但大多数是围绕寿生本身来谈。其中何光渝、刘扬忠、余末人等都提到了寿生30年代创作的小说与沈从文同期一些小说作品水平相差不大。鉴于此，本文不妨大胆地将两位作家联系起来分析并思考：作为贵州现代作家的一位杰出代表，寿生究竟曾经有没有条件，或者有无过可能性会成为沈从文那样著名的作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寿生与沈从文最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与声望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让我们穿越时间与空间的丛林，到尘封的历史深处去努力找寻一些零落的往事吧。

二、寿生与沈从文的惊人相似

作家是时代的见证人、代言人，其自身也是时代的产物。在每一位作家的文学成就背后，必然都有一段独特的成长经历。要分析一位作家的现有成就或潜在成就，必然少不了要分析其所在的时代背景、个人生活历程、思想轨迹和生存状态。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现象的背后，透过大量史料和文学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寿生与沈从文二人其实是有着许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的。

第一个相似方面：出身背景

从时代环境上看，他们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沈从文生于1902年，仅比寿生大7岁，他们在同一个时代环境里生活、成长，目睹了同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现实，见闻了同一个时代的人、事、物，感受了同一个时代民族和国家的灾难、坎坷及兴亡等命运。他们都在旧中国乡土生活中度过童年，青少年时代遭遇并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思潮影响，先后热爱并投入了文学事业，他们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救国、国共内战、政权更迭、“文革”动荡、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族复兴……寿生于1996年离开人世，只比沈从文晚去世8年。寿生在世上活了88年，沈从文享年86岁，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中国现代历史之子。

从地域空间上讲，他们都来自中国内陆地区的“小地方”。沈从文的家乡湖南省凤凰县在湘西边上，与贵州交界，距四川较近。寿生则来自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与四川省相邻、离湖南省不远的武川县。两县（凤凰与务川）之间直线相距不过数百公里，历史上都是川、湘、黔三省多民族流动迁徙的杂居之地，具有相近似的民族文化传统与乡风习俗。他们的家乡都具有山清水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人杰地灵等共同特点。凤凰城三面环山、吊脚楼群构成的一座小城镇当中一条清清的沱江蜿蜒流淌，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誉为“中国最美的小城”。务川境内长达125公里的洪渡河风光秀美迷人，山河壮丽，被誉为“一条孕育了一个民族（仡佬族）的河流”，他们那美丽的家乡培育了他们的文学天赋与才情，使他们成为流向远方的清清溪流，汇入文学的河流与中国命运同行。凤凰是大画家黄永玉、民国第一任民选内阁总理熊希龄等人的家乡。务川置县于隋开皇十九年，在贵州被称作“丹砂（朱砂）古县”，是“瓦木堡事变”中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申佑的故土。这两块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土地为两位作家的文化底蕴、眼界视野、思维方式乃至思想情感的培育和发展都提供了近似的、优良的土壤。

从家庭环境上说，他们同属于民族地区社会底层相对较为殷富之家的后代。沈从文是苗族人，其祖父曾在清代担任过贵州提督，在凤凰小镇也算名门之后，他在凤凰城营街的一座四合院度过童年，这座四合院后来成为名誉天下的一座故居，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给他的家乡带来了丰厚的旅游收入。寿生的家庭则是务川丰乐乡大坪村（今属牛塘村）一殷富之户。在那个教育资源较为稀缺的时代，相对较宽裕的家庭条件使得他们能够在同龄人中有幸地接受私塾这样的传统基础教育，并支撑他们在有机会的时候就走出山门，去学习更多的知识、拓展更广的眼界，为他们的文学事业悄悄奠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虽然家境在当地偏好，但他们的家庭却又是泱泱大国社会底层中的一员，这又使他们都见识了社会底层的大量人和事，积淀了深厚的生活阅历，多年后他们成为作家写作时，都能站在代表中国平民的角度和立场说话，其作品不管是哪种风格，都充分体现出中国社会深处的恢宏画面，都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二个相似方面：生活境遇

从成长过程来看。两人都是少年离家，从小地方出发，浪迹天涯，辗转来到北平这个文化中心投身文学事业的。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传奇色彩浓厚，6岁（1908年）入私塾，12岁进新式小学（模范国民学校），因爱逃学14岁毕业后就参军当文书，跟随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川、湘、鄂、黔四省边区漂流了5年，19岁时在一次作战中部队被击散后脱离军籍。其后到芷江警所做过一段时间的屠宰收购员， 20岁在保靖印刷厂当校对员时，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余波影响，他在经过四天的苦苦思索后，只身远赴北平求发展。跟沈从文一样，寿生也是6岁进的私塾，他16岁时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到了省城贵阳，考入贵阳一中就读初中，在贵阳5年多时间，目睹了旧时代贵州社会的阴暗，尤其是在经过贵州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后，寿生20岁时来到北平，在西城宏达学院补习功课时，有幸读到一些进步书籍，大受启发，21岁时考入北平汇文中学念高中。他们相差不过几年时间内一前一后分别来到了北平，都寄居在沙滩一带，怀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热爱文学事业。有意思的是二人都是在报考大学不中的情况下成为了北大的“偷听生”，并且迅速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取得了良好成绩，活跃在当时那人才辈出的中国文坛上。

从婚姻生活来看。他们俩都幸运地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婚姻家庭。沈从文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任教的班上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学生叫张兆和，是学校里众多男孩们竞相追求的对象。沈从文也情不自禁的喜欢上了她，并悄悄地给她写情书，由于第一堂课沈从文就因性格内向胆怯而洋相百出，所以起初张兆和并没有把外表看起来木讷呆板的沈从文放在眼里，但最终却被这块“木纳的金子”的悠美文字和超凡才华渐渐打动，终于坠入爱河，并结为秦晋。二人从此相伴一生，共度人生欢乐与坎坷，尤其是在“文革”中沈从文受到不公正批判，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而患病时，她一直陪伴在沈从文身边，悉心安慰和鼓励他，精心照料他，使他终于顺利度过了那些艰难岁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寿生16岁到贵阳一中上学时，结识了贵州省督军兼省长公署秘书长熊铁崖的几个子女，与他们几兄妹互相赏识，结为莫逆之交。其中那位妹妹名叫熊兰英，是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专业的高材生。寿生在北大当“偷听生”时，与熊家的几兄弟住在一起，同舟共济。期间寿生由于家道逐步沦落，家中供送他的钱财逐步减少，在北平的生计较为艰难，熊家几兄弟慨然相助他渡过难关，由于熊家兄妹对寿生的了解、欣赏，寿生与熊兰英先是成为了相知的好友，然后是发展成为相爱的恋人，最后成为携手偕老的伉俪。抗战爆发后，寿生经过几番辗转，欲回家乡务川隐居，熊兰英毅然抛弃娘家在省城的一切优越条件，跟随寿生到务川丰乐乡老家一个小山村隐居，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务川中学任教，兢兢业业教书育人，悉心呵护贫困学子，被历界务川中学的学生称为“熊妈妈”。不管寿生继续创作也好，还是进政府工作、从政也好，她都给予最大理解和支持，寿生与熊兰英的婚姻被务川社会各界誉为经典婚姻，在务川民间传为美谈。

第三个相似方面：文学创作

首先，他们在文坛上都得到了同一位文豪——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的赏识和帮助。当沈从文在文坛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了些名气后，经诗人徐志摩的推荐，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聘请沈从文当国文教师，使沈从文的生活和生存有了较为稳定的环境，有条件更好地从事文学创作事业，而胡适对寿生则更是偏爱有加，尽管寿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里就有对胡适的批评，甚至在以后的文章里也时常有对胡适文章观点的批评与辩驳，但有着博大胸怀和非凡人格魅力的胡适反而因此更加赏识这位有着独立人格、勇敢无畏的寿生，不但在自己创办并主编的《独立评论》当时胡适在北大任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主任，欲聘请寿生到北大工作，后因寿生不愿去而作罢。

其次，他们都属于乡土小说作家类型。众所周知，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典型代表，“京派小说”的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以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沈从文在其创作生涯中，通过一部部朴素而悠美的作品，精心构建了他心中凄美而充满着浓浓人情味的“湘西世界”，而寿生则通过带着鲜明的黔北地域文化、触目惊心的平民生活现实、寓意深刻的故事和一针见血的文字，在他笔下真实展现出旧中国历史社会的沉重现实。

再次，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倾向与其现实生活境遇都是完全矛盾的，他们都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无奈中。沈从文在他大量的小说作品中，构建了一个充满了自然、人性美的“湘西世界”，他的这个世界完全就是一幅宁静、淡淡、凄美的画卷。但现实生活中，沈从文自从少年离乡后，就一直居住在北平、上海、武汉、青岛、昆明等大都市，生活在他所厌恶的“冷漠、虚伪”的城市里。尽管他晚年在被批斗时多次在病痛中念叨“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但实际上自他离开家乡那天起，一生中就一次都没有能够回过家乡。寿生文章的内容历来与时政、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他的政论文章直指时政、国事，忧国忧民，追求自由、民主，他的小说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改造社会的愿望十分强烈。但现实中的寿生，才刚刚在思想界、文学界初露锋芒就无奈地选择了避世，在他那偏僻的农村家乡隐居10多年，直到解放后才出来在家乡的县政府工作并度过余生。

另外，他们在晚年都无奈地选择了沉默，改行从事了对社会有贡献、有意义的其他事业。从50年代末起，沈从文因为过去创作出的作品与时代主流思想的不符，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他又不愿违背良心写“讴歌式文学作品”，于 1957年彻底放弃了文学创作，在周恩来的关心与授意下，他致力于古代服饰、历史研究，并取得了较高的造诣，成为这些领域的知名学者。1950年务川解放后，寿生先是在务川中学从事教育工作，后到务川县政府工作，由于50年代起，胡适受到了全面批判，他青年时代在文学创作上又为胡适所赏识，寿生一度隐匿了自己曾经的文学经历，甚至连他的几个儿子和一些亲人也不所知。寿生于1955年至1966年任务川的副县长，1981年至1987年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一心一意扑在政务上，勤政廉政，几十年间走遍了务川的山山水水与村村寨寨，深受百姓爱戴，在当地有着极好的口碑。

从以上说的这些情况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寿生当初其实是完全具备成为像沈从文那样有成就与名气的作家的条件，在一些方面的条件甚至更好，如：沈从文受到的基础文化教育较低，仅小学毕业就参军进入社会，最初没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在北平刚刚开始写作时，连标点符号、词句都不懂运用，闹过不少笑话。他性格内向，在中国公学任教时，首堂课就洋相百出，而寿生则天资聪慧，自幼饱读诗书，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接受了较为系统和扎实的文学教育，触景生情能随口成诗，口才出众，开会讲话脱口就洋洋洒洒一大篇。沈从文在30年代（30多岁时）处于创作巅峰状态，而当时寿生才20多岁，用现在“干部年轻化”的标准来看，寿生当时在文学事业上应该还具有很大的发展后劲。

三、寿生的文学遗憾

相似归相似，条件归条件，但沈从文与寿生最后的文学成就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天壤之别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关于寿生从中国文坛消失之谜，近年来在贵州文化界兴起的“寿生研究热”中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和解释，如寿生的三儿子申元初在《北平“拉丁区”的英雄》一文中提出寿生的“农民情结因素”，也有人认为寿生是胡适所赏识的作家，因胡适一度受到全面批判而受牵连等因素。笔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曾采访寿生的儿子与其他亲友，谈及此问题，他们表示其标准答案谁也说不清楚。但笔者通过走访寿生的亲朋好友、实地考察、查阅史料等方式，认为寿生从中国文坛消失，其文学成果与沈从文差别巨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个原因：卢沟桥的枪炮声

1937年，寿生出现在中国文坛才不过三年时间，正是他大显身手前途无量的时候，然而，一场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的大灾难、国家的大悲剧却骤然降临——发生在当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侵略者的铁蹄夺去了数以千万计人民的生命，掠走了亿万计人民的健康、温饱、财产和幸福生活，也将千万个像寿生一样的知识青年的求知成才梦想践踏得粉碎，这是寿生这一时代千万青年志士的悲剧！北平是文化名都，是沈从文、寿生等作家成长、成名的圣地，卢沟桥的枪炮声使这座文化古都沦陷在侵略者的魔爪下。国破家亡的时局，寿生连做中国人的资格和基本的生存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他被迫离开北平南下，离开了他施展文学才华的舞台，这是导致他从中国文坛上消失的直接原因。

这里要说明的是，沈从文虽然也经历了国土沦陷的民族悲剧，但受到的影响却比寿生小得多。这是因为比寿生大七岁的沈从文到北平谋求发展的时间要早七年，当寿生1929年刚到北平时，沈从文早已在这七年当中名声大振。寿生发表自己处女作品的时候，沈从文已经达到了自己创作生涯的巅峰时代，创作出了《边城》这样蜚声中外的传世之作，作品集已达20多部，已先后任过《京报副刊》《民众文艺》《红黑》《人间》《大公报》等知名报刊的编辑，并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过教，抗战的爆发对他的生活固然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但对他的名望与创作事业的影响却远较寿生小。抗战爆发后，他仍然不间断地从事文学事业，1945年还创作出《长河》这样优秀的作品。

第二个原因：独立特行的个性

沈从文与寿生都是有学问和知识的人，而且也都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但是仔细研究他们二人的性格、气质与生活履历，他们个人思想性格上存在的一些差异也悄悄地影响着他们作为作家的发展与成就。

沈从文受到的基础文化教育虽然不高，但他传奇式的少年时代使他备尝生活苦难，当他将自己沈岳焕的名字改成沈从文时，标志着他打算将自己毕生所有的精力都付诸到“从文”这一神圣事业。故而他特别珍视自己在“从文”的道路上每一个机遇，为此，他不仅不顾他那有些难以逾越的腼腆而坦然接受别人的帮助，甚至还敢于主动向他人求助。沈从文1922年到北京后，先是曾试图想进清华大学留学预备班却苦无门路，然后报考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又因文化基础太差未得。无奈之中，他鼓起勇气大胆地给著名作家、时任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写信，反映自己的理想追求与现实境遇，郁达夫被其生活困苦所震惊，写下了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信》，对沈从文初入文坛起到了较好的引荐作用。随后他很快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处女作品，不久又得到了著名诗人徐志摩的欣赏，徐志摩将他向胡适推荐时，他欣然受聘到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去任教。只要一有机会出现在自己面前，他都会紧紧抓住，所以他曾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这些名校任过教，他兼任过《大公报》等许多刊物的编辑。这些，不仅从物质上保障了他的生存和生活，使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从事文学创作事业，还使他获得了更多有利的机遇资源和条件去不断超越自我，在文学创作事业上实现其作品量与质的不断积累与飞跃，终成为一代文豪。

寿生自幼饱读古典诗书，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学教育，具备相当扎实与深厚的文字功底，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相当高的天赋。但他在长期大量苦读传统文化名籍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大量儒家传统思想观念，形成了牢固的儒家学者性格。儒雅本是好事，但儒家文化里重面子、固执、清高等成分因素却对青年时代学生文学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很大限制。寿生不愿意接受也很少接受他人的帮助，更不会放下面子去主动求助他人。他本来1929年就到了北平，其文学功底远比1922年刚到北平时的沈从文好。但他仿佛是一块等着别人来发现自己会发光的金子一样，在北平过了5年才开始发表文章并崭露头角。当他发表了一些文章，受到胡适的欣赏，并且热心的胡适主动邀请他到北大工作时，他却拒绝道：“我连北大都考不上，怎么能进北大工作呢？”胡适让他把自己的作品拿来就行了，他却仍然固执地谢绝。连对他赏识有加、心胸开阔、古道热肠的胡适先生的帮助都要拒绝，寿生更谈不上接受其他人的帮助了。名人作家也是人，文化圈子也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拒绝他人帮助的同时，寿生无形中失去了很多机遇资源，这是他在中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成就与名气远不如沈从文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个原因：消失在世人视野的作家

抗战爆发前及爆发后，沈从文一直受聘在几所知名大学任教，且持之以恒地坚持着创作事业，因为他已有的名气、从事的职业等原因，他有足够的条件与同时代顶尖级的作家们交流，吸取更多思想与文化营养，潜心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在各种分量重要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他一直持续着他的文学事业。直至建国后，他才在晚年沉默下来。

而寿生则一路南下，几经周折，对时局十分灰心，最后无奈地选择了回到贵州边陲小县务川的农村老家隐居。

寿生的故乡——边陲小县务川，地处黔东北边陲偏僻之地，聚居着仡佬、苗、土家、汉等多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当时的生产力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县境内山势高大、峡谷幽深，交通区位条件相当恶劣。在寿生回乡隐居的时代，务川除了地处边远、交通不便及经济贫穷外，还信息闭塞、观念落后，在这样的环境里，寿生很难及时了解到国家时局的最新动态，很难看到新的书籍、接触到新的信息、观念，限制了他的进一步提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寿生在务川隐居期间，即使没有完全停止文学创作事业，他也仍然坚持创作了许多作品。但因无法与外界联系，谈不上发表，这导致了他在那些年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消失”，而且，他这些作品大多数后来在“文革”中被烧毁掉，形成了一个令人伤痛的损失。

回乡隐居的因素，是导致寿生文学遗憾的众多因素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原因。

四、落寞愁怅敲木谷

在寿生的青年时代，务川还没有公路，解放后国家在上20世纪50年代组织修建了一条土公路，21世纪初才改建成三级柏油路。在2002年前，进入或离开务川都必须翻越一道又高又大的山系，攀上这道大山系的一座又一座大山，在山脉最高处海拔2000余米的峰顶上有一个关口，是务川与外面世界相隔的县境交界处，当地人称之为敲木古。

务川于隋开皇十九年置县，在贵州算得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千百年来，务川数不清的游子们大凡求学、从戎、入仕、经商、务工等，在背井离乡远行时，都要从这里翻越才能走出山门去闯外面的世界。他们当中许多人因为从这里翻越，而见识了山外精彩的世界，获得了远远比在家乡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在各行各业都有人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就，所以自古以来在务川民间有“翻过敲木棍，一条小虫就有希望变成一条龙”之说。

作为寿生的一名生活在不同时代、客居在遵义的同乡，我曾经多次乘车（或驾车）进入（或离开）务川而翻越敲木谷，每每路过敲木谷关口峰顶，都见到那里人烟稀少，逢暑则寒凉袭身，遇春秋便云雾笼罩，而冬天常常是天寒地冻、大雪封山。几乎每一次路过敲木古，无形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落寞感笼罩人身心。

从2002起，因为公路改道，出入务川已不再攀越敲木古的峰顶，改从山脉脚下绕行。不久前，我曾驾车从那山脚路过，将车停靠路边，仰望云层深处的敲木古关隘，遥想寿生当年步行遥远，历尽千辛万苦从山径上翻越高高的敲木古，走出山门，到贵阳，赴北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但遗憾的是，他在翻出了敲木古10年后又翻回去，而且一番回就是一辈子都隐居在那个边陲小县，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务川多了一个鞠躬尽瘁、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县长，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少了一个原本可以像沈从文那样蜚声中外的大作家，这样的遗憾是难以形容和计算的。

二〇〇九年四月作于贵州省遵义市